2019年07月16日13:04 來源：《文學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身為他的前任社長，敞開心和他談具體社情以及難處理的問題，并用心良苦地全部“放手”，促成他的迅速成長；屠岸和韋君宜商議決定錄用《冬》，使得孫颙與馮驥才、竹林的名字一同刻寫在新時期文學的嶄新開篇上，并在多年的淡然交往中，時不時給他以支持和鼓勵……
某種意義上來說，《風眼》也可看做孫颙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延續。上世紀九十年代，《雪廬》《煙塵》《門檻》三部曲陸續出版，在宏大的結構下，勾勒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也奠定了他在寫作中始終思考知識分子命運走向的底色。孫颙從小生活在知識分子家庭，深深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但在寫作中，他所側重的從不是他們所經受在很多人眼中，孫颙是上海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位。這種特殊不在于他多年擔任出版社、新聞出版局以及上海市作協領導職務，而是無論身居何職，處于怎樣繁忙的工作狀態，他總是見縫插針地寫自己心中所想，用書寫的方式與當下生活發生著切實、緊密的聯系。近些年，讀者所熟悉的，是他以長篇小說《拍賣師阿獨》《漂移者》《縹緲的峰》等關注社會發展中新生事物、新生職業人群為主線的一系列創作。正如有評論者所言，孫颙的創作存在一條看似毫不相干其實卻有內在聯系的線索——他的才能在于總能寫出符合他其時所思所想的作品。
其實，孫颙也有更多的故事在心頭一壓就是幾十年，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出口，只有和作家朋友聊天時，才零零散散地傾吐。他們勸他，寫吧，不寫的話，它始終在心里折磨著你。——他們所說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孫颙在出版社工作時耳聞目睹的種種。那時，中國爆發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場經濟之路的爭論，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時值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東西并沒有定論，而是在不斷討論、爭論和嘗試的過程中一步步走出來的。在這其中，出版業并未缺位，正如孫颙所言，“出版業非但是鼓吹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而且是改革開放進軍中重要的突擊部隊”，其中有非常多珍貴的素材有待書寫。
無論是他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事實，還是自遠方傳來的激越、復雜而多義的聲音，即使時隔多年，也常令他心潮澎湃。那時，各方壓力下出版人的作為與不為，往往投射著社會上最早一批聽到“春雷”的人的心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迅疾變化著的社會氛圍的影響——如果以小說來寫，究竟從哪里切入、如何展現，孫颙思量了很久。最終，以一套《市場經濟常識叢書》出版后的風波為中心，他虛構了一家出版社，以及一批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初期于狂風暴雨中面臨抉擇、經受考驗的過程——《風眼》應運而生。
對于改革開放，孫颙作為親歷者充滿了個體情感。“當下中國社會的活力，就是通過市場經濟這么一步步釋放出來的。”他說：“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但人們心中充滿了希望和激情，這就是來自于市場經濟釋放出來無數人的創造力。市場經濟不光給了我們很多物質上的東西，也實際上激發了無數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的他手下曾有一位才華橫溢的編輯，因為住房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真心相戀的未婚妻與其分手，南下深圳。他仍記得當時那位編輯的話：“我沒有一間小房子讓我們成親。”這讓身為社長卻無能為力的孫颙難過了很久：“國家如果不快快發展起來，那個年代的上海的市民多數擠在破舊的房子里，三代甚至四代同房，七十二家房客，年輕人有個小家的愿望就只能是飄渺的夢。”而如今，這段曾多次在他腦海徘徊的記憶，終于在《風眼》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從整個出版業的發展來看，孫颙老師經歷了新時期中國出版業發展的整個歷程。”日前，在上海作家書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上海市作協專職副主席孫甘露表示。“他首先是一位作家，同時在做出版的過程、以及后來到作協做領導期間，一直在持續地寫作，他可以從這兩個部分來觀察創作和出版的生態。”在他的解讀中，“風眼”所指的是臺風眼，核心區域平靜無瀾，卻在周圍醞釀風暴，“從小說中關于市場經濟的這套叢書，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社會處在變動時期、很豐富的社會面貌。整個出版業多年以來，跟國家層面、文化層面的決策、跟整個社會思潮的變動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外人不大能夠清晰地意識到”。他認為，《風眼》的別有意味正在于此，“通過日常的生活把‘風眼’中風雨欲來的感覺表現出來，同時里面呈現出各種各樣的人物和精神樣貌——它寫了一個很特殊的事件，但是又通過出版社非常日常的狀況來反映”。
看過《風眼》后，上海市作協主席王安憶的第一個反應是，孫颙將“王副社長”所代表的老上海灘原有的那一批已經“沉下去”的人，在市場經濟潮流中又寫“活”了。或許是因為寫自己常年工作其中的行業，小說中每一個人物都鮮活立體，雖然明確表示沒有具體原型，但孫颙在其中似乎疊加了無數舊識的身影。比如業精于勤、嚴謹治學的郭副總編背后，是上海出版界許多老老實實做學問、很難在某個時候成為亮點的人，關鍵時刻卻充滿擔當；退休在即的唐社長，則是前輩學人與知識分子的縮影。
“老一輩的人非常可愛，有時他們也會吵架，但絕對和文化相關，而不是和個人利益相關。他們的精神氣質一直佇立在我們心里，這一代人，正在離我們遠去。”近些年，孫颙陸續送走了許多文化老人，不無沉痛地寫了對于錢谷融、丁景唐、屠岸等前輩的悼文，每寫一篇，緬懷與哀傷的同時，他感受到的是這代人的道德文章與感召力，“與他們的交往，是實實在在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一直覺得他們是我人生的導航”。這些前輩對他的扶持和幫助，讓他永生難忘：作為師長，錢谷融非常了解自己的這位學生，在他的處女作《冬》即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毅然和其他幾位老師一起支持和鼓勵他去北京赴會，助他從此走上文學道路；丁景唐的苦難，而是某種屹立至今的精神。《風眼》中，處于同一家出版社的知識分子面臨著諸多困惑：風暴當前時，是選擇謀私利，還是保公利，他們都作出了忠于自己內心的選擇。而在真正的出版人身上，所體現的正是這種有底線的堅守：
在快速的社會發展和審美變遷中，孫颙突然發現，自己有些“落伍”了。第一次看到《風眼》的封面時，他著實吃了一驚，忍不住提出抗議：“黑乎乎的一個個圓，像眼睛一樣，這怎么行？”但在不斷溝通中，他逐漸理解并接受了編輯的想法。正式付印后，很多人告訴孫颙，這本小說“顏值很高”，他才徹底放下心來。就像小說名原來叫作“社長室”，在編輯的建議下才另作思考，最后定名《風眼》。談起這些細節，孫颙坦然“服輸”：“現在看他們成功了，年輕編輯更懂得現在讀者的審美和眼光，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絕對超過我的。”正如小說中，一本書、一套書的誕生，是一位乃至多位出版人從判斷力、專業意識，到對于讀者審美以及社會局勢把握的綜合成果。出版人身上背負的絕不僅僅是書，而是對于知識、理念、價值的認可和推介，這一切隨著時代更迭而時時更新。以《風眼》一書，孫颙告訴出版業的后來者，路漫漫其修遠兮，而最需堅守的，莫過于內心的平靜和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