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23日14:09 來源：未知 作者：上海作家網 點擊: 次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一書所呈現的歷史檔案中，有哪些鮮活的人和事？備受文學界關注的《譯文》停刊公案背后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昨天下午的第291期思南讀書會上，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和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一同暢談“生活書店的那些人和事”，上海韜奮紀念館副館長趙書雷擔任主持。
從左至右為周立民、陳子善、顧青、趙書雷
精彩會議紀要
顧青（中華書局總編輯）：
我今天要講的一個觀點就是，民國史料雖然很多，但目前的第一要務還是搶救。我們現在討論的這本書《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是生活書店的內部檔案。會議記錄每個機構都有，但能夠留存下來并整理出來的并不多。現在有個現象，就是很多人珍視歷史久遠的甲骨文，大家反而不夠重視身邊的這些真實的、具有唯一性的民國史料。所以目前，搶救仍然是第一位的。既然搶救，出版界的工作就是將其原封不動地影印出來。影印的好處就是不改不刪。尤其是《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這種彩色傳真式的影印，需要膽量、技術和成本。感謝韜奮紀念館能夠把這批資料拿出來，原封不動影印出來，不刪不改不去描修，這就是最偉大的搶救。這件事怎么評價都不過分，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進行研究了。
顧青
中國有兩家現代出版企業超過一百年歷史，第一家叫商務印書館，第二家是中華書局。我們的編輯總說，商務印書館研究那么多，中華書局的研究為什么這么少？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中華書局的很多史料我們沒有像韜奮紀念館的這本會議記錄一樣及時整理出來。只有提供了史料，學術界才可以進行研究。是這本書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有了這個史料，三聯書店的形成和發展，才有了最基本的依據。
我想說的第三點是，正因為中國近現代的很多出版史料沒有得到很好的公布，后期的學術研究就特別需要優秀的學者，透過并不完整的史料，看到史料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特別需要像陳子善教授、周立民館長這樣優秀的學者，替我們透過歷史史料把里面最精彩最新鮮的人和事挖掘出來，跟大家分享。
陳子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第一次看到《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這本書，是在今年年初聚珍文化編輯部的年會上。當時就覺得這本書出得好，為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的出版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對研究生活書店。
大家知道生活書店在民國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版機構，它是后來異軍突起的，后來和讀書、新知一起合并成三聯書店。所以了解生活書店是怎么產生的，怎么變化的？內部又是怎么組織的，怎么運作的？這本書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他們開會是在討論些什么問題？作為書店的高層是怎么決策的？以及員工怠工怎么處理，諸如此類。
現場讀者
生活書店的這些老人，鄒韜奮和畢云程我沒有見過，但是生活書店其他幾位老人尤其是徐伯昕先生，還有和生活書店關系特別密切的胡愈之先生我都見過。為什么去見他們？就是因為和這本書里面的內容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事。1977年10月份我們油印了一本《魯迅研究參考資料》，供內部參考，里面就有徐伯昕先生那篇談話記錄。而這篇談話記錄非常有趣，涉及到1935年發生的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影響很大，涉及到的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和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首先是魯迅，其次是茅盾，再其次鄭振鐸、胡愈之、畢云程、徐伯昕，以及生活書店的幾位大佬。
陳子善
1935年之前，魯迅和生活書店一直合作得很好，魯迅本人對鄒韜奮的翻譯和文章都曾經給予過肯定。在他的建議下，從1934年9月開始，生活書店出版了一個翻譯雜志《譯文》，這是中國民國時期第一本專門的文學翻譯雜志，魯迅還為此專門成立了譯文社。但1935年《譯文》就停刊了。可這本會議記錄里幾乎沒有直接反映，僅有幾條間接的反映，這是不正常的。那么大的事件理事會沒有討論嗎？怎么討論的？怎么得出結論的？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只能在文字記載之外尋找。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已經有另外兩本書，一本是黃源的《魯迅書信漫憶》，因為魯迅書信當中有大量材料涉及了生活書店以及《譯文》停刊事件。第二本是茅盾的長篇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里面有專門的章節討論這個問題，這兩本書都是當事人的回憶，而且是非生活書店正式員工當事人的回憶。當然，做歷史研究的不能只相信一樣東西，要好幾樣東西互相比較參照，才有可能得出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如果僅僅依靠一樣東西就匆忙下結論那是很危險的。
當時我去采訪過胡愈之，但是他的回憶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出入，他認為徐伯昕當時還在上海，最終讓魯迅和生活書店鬧翻的那次宴會是徐伯昕和鄒韜奮兩個人去的。后來我去找徐伯昕，他說記錯了，當時他在養病，不在上海，所以也沒有出席那次宴會。據徐伯昕回憶，《譯文》停刊之前，他同魯迅關系一直很好。他還記得魯迅曾對書店提出過校對慢、錯字多等意見，但這只是一般的工作上的缺點。在《譯文》停刊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同魯迅發生這么深的意見分歧還從來沒有過，書店在這件事的處理上有失偏頗。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中關于當時生活書店旗下期刊出版情況的統計數據
有研究者認為《譯文》停刊是經濟問題，但徐伯昕說，當時出了很多刊物，生活書店的經濟運作完全可以。根據這本會議記錄第43頁統計，當時生活書店出版了五種雜志，一種《新生》，1934年2月創刊，每期印4萬份，訂戶約6000。第二種《文學》，1933年7月創刊，印1.2萬份，訂戶約6000，第三種《世界知識》半月刊，1934年9月創刊，每期印8000份，訂戶六七百。第四種《太白》半月刊跟《文學》都受到魯迅大力支持，1934年9月創刊，每期1.2萬份，訂戶近一千。最后是《譯文》，1934年9月創刊，每期3200份，訂戶約一二百。如果孤立地看這個出版情況，不參照其他數據，當然很容易得出《譯文》銷量很差就該停刊的結論。但請注意，這是1934年9月的理事會記錄，也就是《譯文》創刊后第一次的印刷數量。茅盾在回憶錄里也提到，“其實《譯文》的銷路還是好的，創刊號出版了一個月就再版了四次”。這樣算來，哪怕以后重印每次只有一兩千份，加起來有一萬份，《譯文》的銷量并不低。所以我們絕不能被這3200份所迷惑。實際上從第二期開始到底印了多少？到目前為止沒有數字，我期待韜奮紀念館把這個數字找出來。
我推測，生活書店下一本檔案的內容也許更為豐富，因為1937年以后已經國共合作，有些討論內容也許會記錄得更詳細。1937年以前生活書店處境比較微妙，它沒有被正式取締，但是又受到國民政府嚴重的關注、限制，甚至打壓。這樣一個復雜的環境當中，不可能把什么都記錄下來。所以這個材料的珍貴性、唯一性、重要性再怎么估計都不為過，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它不可能是完整的。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
民國檔案對于普通公眾層面來講還不算多，但在大眾流行層面八卦要比史實多，很多文章經不起推敲。我今天要強調的一點是，有這樣一份記錄是很重要的，雖然記錄也不一定眼見為實，但是至少是很重要的佐證，讓歷史研究或者關于過去的敘述越來越進入到實證階段。
會議記錄里雖然很瑣碎的東西，可能也會解決我們歷史的很多關鍵點。上次我開會也說過，鄒韜奮出國的錢，大家一直在猜誰拿的？鄒韜奮自己文章里面也說了，這個錢不是抗戰的捐款，現在記錄里面明確說的是胡愈之提出，鄒韜奮作為生活書店的創始人這么多年沒有辛勞也有苦勞，我們應該贈他一筆錢，考慮到他在國外生活的辛苦。、
周立民
而且這本書對于現代做出版的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借鑒。生活書店這一整套制度，包括管理層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很成型，理念先進，管理方式現代，對于出版史來講是很重要的東西。
1933年8月16日，生活書店第一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上，關于韜奮5000元出國費用的決議
我今天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什么造成了魯迅和生活書店的沖突。我考慮《譯文》停刊是兩伙不同的人在接洽，一方是生活書店，嚴格按照現代的管理體制來經營；另外一方，是魯迅這樣帶著知識分子的理想來做事情的。魯迅為什么對于停刊那么傷心？因為《譯文》不是簡單的一份刊物，寄予了他晚年很大的希望和理想，包括《譯文》雜志中的翻譯文章，和對一整套“譯文叢書”的規劃。他在得不到理解，而且受到那么多條條框框限制的情況下，肯定要拂袖而去。后來“譯文叢書”讓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還是黃源主編，后來黃源到了新四軍不方便打他的名字才打的巴金主編，一直出到1950年代。“譯文叢書”一直是看家的書，巴金可以驕傲的是這些書現在還可以再印，這很了不起。
我還有一個感慨，魯迅給大家的印象是非常難打交道。但我現在越來越喜歡這樣的人，其實他們非常好打交道。如果他信任你，就可以為你付出一切，對于年輕人也是這樣。凡是和魯迅接觸過的年輕人，一輩子忘不掉魯迅。生活書店希望《譯文》雜志能由魯迅主編，但魯迅堅持必須要由黃源和書店簽合同。現在丟車保帥都是家常便飯，但魯迅保護黃源到了這種程度。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如書店一直處在左翼思想的狀態，共產黨在里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到底書店怎么把握方向？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后面要出版的會議記錄可能會顯示得更清楚。
趙書雷（上海韜奮紀念館副館長）：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這么強大的陣容跟我們一起討論生活書店的話題。韜奮紀念館1956年籌建，1958年開館。為了慶祝開館60周年，去年我們把館藏的這套生活書店會議記錄，第一次拿出來公開影印出版。今年會出第二本，一套大概會出四本。這套史料是1957年，經過紀念韜奮委員會成員們同意，由我館第一任館長畢云程專程從北京帶回上海保管的。這批會議記錄穿過了戰爭歲月，經歷了共和國歲月，第一次揭開塵封的面紗和大家見面。
感謝三位嘉賓的分享！顧青總編提到這本書的史料價值，子善老師和周館長為生活書店的這段歷史提供了非常詳細的考證，都非常精彩！
趙書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