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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21日16:23 來源:上海作家網(wǎng) 作者:上海作家網(wǎng) 點擊: 次
8月18日下午兩點,2015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正式開幕,二十多位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藝術家,圍繞“在東方”這一主題,從各自的創(chuàng)作研究出發(fā),展開了深入討論。
首先發(fā)言的是來自美國的華裔女作家任璧蓮女士。她表示自己生在美國,從小說英語,所以她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認同,但她對這一問題很感興趣,覺得提出這個問題的思考就非常有意思。通過比較不同的答復、答案,她相信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到人到底是什么,做人意味著什么。
著名作家作家劉慶邦認為“東方”是相對“西方”而言,都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在他年輕的時候對這兩個概念都是陌生的,比較深的概念是“中”,首先是中國,然后他的老家河南——中原,以為陜西是西,開封是東。改革開放后,他去了歐美國家,視野不斷地擴大,有了更大的“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比較后認為東方、西方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包括文化、信仰的差別,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差別。
哈薩克斯坦詩人穆赫塔爾?夏汗諾夫先生的發(fā)言充滿了激情和批判精神,他認為大家現(xiàn)在普遍不讀書不思考,人類正大踏步向后退縮,失去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辨別是非的能力。他認為“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如果不能為真理而斗爭,不能辨別是非,不能將自己的根子深深扎到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土壤之中,他即便再寫一百部詩籍和一百本長篇小說,充其量也只能是一頭老叫驢。”
哈依夏?塔巴熱克是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作家、翻譯家,她認為人類得救的先決條件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人與人的和諧,實現(xiàn)和諧前提是相互了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理解、包容、借鑒需要文學翻譯。她重點講述了當下新疆文學界將少數(shù)民族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又將中國經典文學作品翻成各種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所做出的努力。她還表示會將這種工作代代傳承下去。
作家李娟生在新疆,長在新疆,她很高興自己寫作新疆北部哈薩克游牧地區(qū)的文字得到很多讀者的認可。但她同時表示對自己過去的寫作感到羞愧和尷尬,因為還有一些很不自然的地方,因為在寫作時她不著痕跡地抹煞了自己作為漢族人和哈族人之間的差異。將來,她覺得還是像以前那樣,寫力所能及的文字,但她無法為哈薩克人代言。她坦言對于寫作,她有著建設世界的野心與建設不了的坦然。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金衡山認為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追求跟世界同步,而越是同步,越是會講我們“在東方”這樣主題,其中含義就是我們要有我們的根,要有我們自己的文化,那我們的特色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這是一個問題。同時他還認為,我們現(xiàn)在處于國際化時代、全球化時代,所以在堅持自己特色的時候,更要有開放的心態(tài)。
英國作家西蒙?范?布伊覺得東方對他影響特別大,功夫電影中的場景影響了他作為作家的成長過程,他曾騎著自行車逛北京胡同里,以此來了解傳統(tǒng)中國文化,城市化的發(fā)展,由此積累素材。他說“中國對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持續(xù)性的,我不斷地找到新的靈感。”
作家路內認為中國這樣一個東方的核心符號,它東方的意義從來沒有獨立地存在過,伴隨著西方出現(xiàn)的西方文化,帶來的并不是東方文化的鏡像,而是民族國家。“東西方今天的輪廓都顯得非常模糊,在東方非常裂變的身體里,本身就有著東方和西方,一個東方和另一個東方之間的交融和搏殺。”“在巨大全球化漩渦里,不但要面對東方和西方,還要面對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世界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間的問題。”
來自澳大利亞的小說家,格蘭特?考德威爾先生表示中國和東方更宏觀的影響了他。他寫詩時才第一次體驗到真實,而理想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在我30歲的時候,我接觸到老子、莊子一些東方的哲學家,包括日本一些哲學家,還包括一些詩人,像李白。(其中的真諦)幫助我去理解什么是真實,也讓我定下心來,我不再那么茫然,不再那么困惑。”
作家薛舒提起一位外教初來上海感慨“這里的人說的不是中文”,這讓她有一種醍醐灌頂?shù)捏@異感。由此思考“即便我是中國人,但我依然不能用我的語言代表所有中國人說些什么,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不能確定我對我腳下東方的土地的認識,以及我想要為這片土地寫下的文字,是不是準確地寫出了我真實的故鄉(xiāng)?我真正的故事。”“所以我只能保證,我想寫的,我心中的,我理解的這片叫東方的土地,哪怕只是某一個角落,某一個生活,某一個片斷,而不是全部。”
作家劉梓潔由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父后七日》談起,她如實寫下自己在父親去世七天后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是失去父親的巨大悲痛,一方面對傳統(tǒng)神秘儀式的好奇。發(fā)表后得到很多讀者的共鳴,他們說自己在這部作品里面獲得的療愈。所以她持續(xù)在創(chuàng)作里面關注,并把療愈擴大成心靈的探索,并認為東方是具有療愈感的地方,很多西方人來東方探索心靈的療愈,形成了西方文學創(chuàng)作里的一種新題材。
下半場伊始,德國漢學家米歇爾?康?阿克曼從思想史的角度,追述了從日常生活到文化符號,西方對東方的種種對象化,以及現(xiàn)在東、西方邊緣化的逆轉。他尖銳地指出,“東西方”并不是一種地理的概念,而是西方發(fā)明的一種敘述方式。也許討論到最后所謂的“東西方”都不存在。
作家李洱講述的是自己親身經歷的幾個文化差異故事,他一直在關注文化的差異,更關注文化差異的變化。從河南剛到上海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化差異,但幾年后他已感受不到國內的文化差異。而現(xiàn)在他覺得北京與紐約之間也不再有多少差異了。
學者應雁說出了自己作為中國人在英國這些年的觀察,她認為西方對中國、東方的認識依然沒有擺脫“東方主義”的傾向,過去的東方在現(xiàn)代還是有陰影。但這種情況正在好轉,刻板化或模式化的敘述方式正在被新型的媒體慢慢地打破。
西婭?萊納爾杜齊作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詩歌編輯和博客編輯,從編輯角度講述了多年來西方文學中對東方的觀察、想象,她認為這種觀察想象是簡單化了,但她覺得“漸漸我們之間的墻消失了,多樣化越來越強,東方、西方就可以扔出去了,不用去談了。”
作家金宇澄認為我們的傳統(tǒng)敘事元素已經已經被拋棄了,而統(tǒng)一的普通話的敘事,形成了文字語言的同質化狀態(tài)。從學生的心態(tài),努力永遠地效仿西方,形成了一些小說的面孔。對這種所謂“世界型的寫作”他持懷疑態(tài)度。他覺得東、西之間永遠是一種對照而不是融合。
作家滕肖瀾提到一些涉及東方過去的文藝作品,眼光總是向上的,有各種夸張、顛覆、衍生。過去東方的種種是個復雜的問題,只是身為一名寫作者,至少應該做到,面對歷史,面對過去,面對不熟知的事物時,更加小心謹慎,把目光放低,把心態(tài)放平。
英國作家弗朗西斯卡?賴澤赫的《米紙日記》描寫了她的姨婆在1940年代香港的遭遇,她的發(fā)言中也以小說中威爾士女性和中國年輕保姆為例,她希望自己能把真正的中國因素寫出來,把當時的香港寫出來。
作家孫惠芬深情的講起母親病后的幻想,并察覺其中中國的農村與胡安魯爾福小說中的墨西哥農村有著驚人的相似。“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真正使文學發(fā)展作用,讓抑郁人們共鳴的絕對不是全球化道路上日益趨同的文化和傳統(tǒng),而是人類共同面對的異鄉(xiāng)。”“自由,根治在每個人心中,是人類心中的彼岸,是人類心中永遠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