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19日11:36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羅昕、邢春燕 點擊: 次
昨日，2015年上海國際文學周國際主論壇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屆論壇主題為“在東方”，在場嘉賓既有中國、日本、韓國、哈薩克斯坦的亞洲作家，也有德國、英國和美國的作家學者。
在論壇上，幾位嘉賓就“當下的東方”進行了一番討論。英國作家西蒙·范·布伊感慨東方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尤其中國對他的影響全方位又具有持續性。澳大利亞詩人、小說家格蘭特·考德威爾也表示中國的古代哲學幫助他理解什么是“真實”，盡管西方人或許不能準確地理解譯本，但中國哲學依然給他的寫作提供了很多營養。德國漢學家米歇爾·康·阿克曼則認為，東方不存在，西方也不存在，西方和東方只是一種敘述方式。
文藝評論家陳丹青稱，自己對東西方認識的錯位很感興趣。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上海本土作家金宇澄認為，我們傳統的敘事元素已經被拋棄了，我們統一的普通化的敘事，形成了文字語言的同質化狀態。另一位上海作家薛舒則強調，這個世界上，無論東西方都有很多相通之處，比如對美的膜拜、對幸福的追求。
東方價值觀的改變
中國作家劉慶邦說，年輕時的他對“東方”和“西方”這兩個概念都很陌生，他比較有概念的是“中”，先是中國，再是中原（老家河南）。有了概念后，劉慶邦發現中西方有關文化、信仰等都有很大的差別。“歸根結底是價值觀上的差別。”他舉例過去，在大多數東方人看來，人最大的價值就是結婚生子、傳宗接代。“人生就是‘生人’，要是沒有生孩子，那這一生是毫無價值的。”劉慶邦還拿自己的祖母舉例。他還沒有出世之前，大姐和二姐都是女娃，祖母絕望至大哭。而劉慶邦滿月時，祖母卻能欣慰地與世長辭。
“她覺得有了孫子，人生價值實現了。我奶奶的價值觀其實代表了很多東方人的價值觀。”現在這種價值觀是否得以延續？劉慶邦感慨，東西方交流碰撞讓這個價值觀在動搖。
“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現在年輕人，和我們這代都不大一樣。有單身族，有結婚了但不要孩子的，我們這代人就不能接受。”而對于劉慶邦的這種說法，一般年輕人會以“你什么觀念”、“現在都什么時代了”予以反駁。劉慶邦自己也回答不出，價值觀的如此改變是不是好事。“現在很難說，但對我來說，（它）是一個疑問。”
對于精神世界的保護
哈薩克斯坦詩人、作家穆赫塔爾·夏漢諾夫以希特勒的一個故事開始發言。希特勒手下的宣傳部長曾問：“我們的政府怎么統治東方民族？”希特勒答：“很簡單，讓他們從早到晚唱歌跳舞，學會用肚皮而非大腦思考。他們精神頹廢了，就有利于我們統治。”而對于當下，穆赫塔爾·夏漢諾夫卻直言，“物質生活豐富了，人們之間的理解、交流卻‘墮落’到最低水平。”他表示，由于人們精神價值普遍頹廢，人們不重視對美、善的追求，對未來的思考。“大家普遍不讀書、不思考，人類大踏步向后退縮。”在穆赫塔爾·夏漢諾夫的作品《文明遺失》中，他覺得現在的人迷戀電腦、網絡，失去了辨別是非和基本的思考能力。曾有長者告訴他，他實際有三個孩子，但只愿意說自己有1.5個孩子。“因為三個孩子中只有一個會像人一樣思考，另外兩個完全被科學技術‘奴化’，成為‘電腦人’，加起來就是半個。”
新疆文學翻譯家、作家哈依夏·塔巴熱克也強調精神世界構建的重要性。在她看來，讓人們相互了解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文學藝術，因而文學翻譯非常重要。2008年，她牽頭成立了新疆天穹文學翻譯中心，開始系統、規范地將哈薩克民族民間文學經典作品翻譯成漢文，同時將漢民族的文學經典翻譯成哈薩克文。她的兒子當天也坐在臺下，對于兒子能繼續自己這份“不看重錢，但看重精神”的事業，她感到很欣慰，“中國現在就糟糕在太算（計較）錢了。”
我們關注的東方到底在哪
對于“東方”這個題目，德國漢學家米歇爾·康·阿克曼認為它太玄了，“東方不存在，西方同樣不存在，這和文學很像，西方和東方只是一種敘述方式，我們現在太喜歡用這種敘述方式，其實值得再考慮一下怎么用。”
阿克曼認為，拉丁語“太陽從東方出來”是羅馬人的一種說法。這里的“東方”指希臘。這句拉丁語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希臘給我們哲學，我們給希臘法律”。阿克曼說，啟蒙運動特別愛用“太陽從東方升起”這句話，東方完全變成了一個幻想和夢想，特別是中國。阿克曼指出，在19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東方在藝術和文學方面有兩個最重要的意義，其中一個就是中國和東方變成非理性智慧的帝國，一種神秘主義的故鄉，這和西方發展也有關系，因為西方越來越變成一個唯物主義的理性系統。所以東方在西方腦袋里，變成一種自己缺少的東西，一種幻想和夢想。不過阿克曼也表示，現在中國人自己覺得，東方代表一種比西方更深刻的、神秘的、更寬闊的思維方式。“現在反過來了，中國人覺得東方中心了，西方慢慢邊緣了，實際上現在最好離開東方、西方敘述，說真話。”
“東方在學術上的確是一組叢書的概念，跟西方在相對性框架里面才能成立的一個概念。”臺灣小說家童偉格也認為，“東方是一種敘述方式，其實主要是一種虛構的話語方式。”
“我們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寫作者，他們很難不處理東方到底是什么？我們關注的東方到底在哪里？”他說，“譬如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即便他用進步的西方文學技術去寫《我的名字叫紅》，即便是以現代的書寫方式重構傳統，即便可能在技術上面做的跟西方原生性小說家一樣好，我們依然可能面臨上述問題。其實凡有中央，必有邊陲。所謂的世界文學沒有我們想的那么靜態，還需要種種關于位置的定點坐落。
東西方跨越語言障礙互相認知
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上海作家金宇澄則通過文學和中國傳統敘事談及中西方概念，金宇澄認為，“實際上對于中國傳統敘事，我們已經久違了，很多年來一直被批判和否定，我們已經忘記了它的味道。好在大陸傳統意識開始復蘇。如果重建這些陳詞濫調，它們是否還有光彩和特殊的韻味？這是一個被遺忘的問題。”
談及東西方文學寫作的差異，金宇澄說，“西方敘述注重內心的探究，和它無窮無盡的懺悔有關，但是中國則是習慣了簡單、外在的‘話說’。如果說一旦涉及了非常復雜的內容，可能就會反向空靈了，就什么話都不說了。西方的小說允許單寫一個人，但是中國的舊小說有很多人，西方小說人物少，但是允許大篇幅描寫風景，中國舊小說風景簡潔，但是人物多，像走馬燈一樣，是否可以理解不斷出現的人就是西方小說的大篇幅描寫的風景？”
金宇澄說，西方理論有一句話，“如果文學的調性越來越窄，可以到傳統中去尋找力量”，但是“我們傳統的敘事元素已經被拋棄了，我們統一的普通化的敘事，大家的口吻都是一樣的。我們總是以學生的心態，從內容到形式都學習西方”。金宇澄笑言，“我覺得東西之間永遠是一種對照，不是一種融合。”
在中國小說家路內看來，中國這個東方的符號核心，其實東方意義幾乎沒有獨立存在過，因為伴隨著西方出現的西方文化，帶來的并非東方文化的鏡像，而是民族國家。他補充道，“我們的小說是給中國人看的，還是給西方人看的，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這件事，有人要爭論。更重要的是，在語言交流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被錯誤地翻譯，因為錯誤地翻譯小說中的某一句話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這恰恰可能是屠殺的起因。”但路內也說，作為一個作家，在東方和西方的位置上，是最值得自重的。“因為我們是跨越了人類最大的族群障礙——語言，而獲得了一種相互之間的認知。假如連我們的之間的敘事方式、我們之間的情感，都可以互通，東方理解托爾斯泰也理解莎士比亞，甚至可以信仰共同的神。那么在這個基礎上，一種全人類互動的敘事，放在寫作者的眼前，它會超越政治和哲學，它會消弭掉人類之間的誤讀”。
陳丹青則表示，自己對東西方認識的錯位很感興趣，他說，“我們也不了解西方，我最早念的小說是12歲念的《流浪兒》，民國時候翻譯的，哭得一塌糊涂，這本身就是非常錯位的事情，‘文革’快要發生的上海，有個小子在弄堂里讀英國的《流浪兒》。”他還用熟知的俄羅斯文學及此后對俄羅斯認識的反差舉例，“我以為全世界我最了解俄羅斯，我好像了解托爾斯泰所有的家里人和小說人物，但是當我到了俄羅斯，我覺得這完全是個陌生的國家，就像在英國看到的全部是印度人。”
陳丹青稱，我們對全世界的想象都是錯的。“我對東方和亞洲了解嗎？也不。我16集的節目里只有4集關于中國，我對西方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到印象派，了解遠多于對中國的了解。中國人很少關注我們的亞洲鄰居，所以東方人沒資格說我們很了解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