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23日16:38 來源：《文學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6月上旬，不少人的朋友圈被一篇既非心靈雞湯、又非搞笑段子的長文刷屏。這篇名為《大興安嶺殺人事件》 的長文以特稿形式講述了一件記者采訪林業停伐時偶遇的殺人事件，在一萬三千字的篇幅里不僅細節生動地重述記者所經歷和采訪到的一切，且勾連環境、經濟、歷史，鮮活地呈現充滿戲劇張力與孤獨色彩的大興安嶺深處生活。這篇刊載于時尚雜志的非虛構作品讓不少人為之贊嘆，也引起了非虛構寫作者們的熱議與深思：在我們這個時代，非虛構究竟是什么？怎樣的作品，才是優秀的非虛構作品？
在6月16日下午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關于非虛構寫作的會場上，《大興安嶺殺人事件》也被在場作家、青年評論家們提及。近期以書寫阿爾茨海默癥的作品 《遠去的人》備受關注的作家薛舒坦言，很難在寫作中刻意區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我在寫作中寫到的媽媽，她看到之后很生氣，說很多是假的，不代表她的言行和真實想法，但我捫心自問，卻覺得自己寫的都是真的。”薛舒說，“虛構和非虛構在我看來也許只是一種技術手段，寫作時所關注的，其實是用什么方式和形式來表達才會最合適。”———在首次直面自己生活中痛苦，并選擇用真實呈現的手段來宣泄情感的薛舒看來，《大興安嶺殺人事件》的優秀之處就在于以當下的眼光回顧往事，用一樁案子撕開社會的隱痛：“非虛構寫作也許就是這樣，寫我們正在經歷的隱痛。”
“我們現在討論虛構與非虛構，無非改變非虛構小說或者非虛構作品與現實小說接壤的地方。”評論家程德培認為，“所有虛構與非虛構，無非是如何模仿現實，如何復制現實，如何追隨現實的問題，這一點上，它們有點相同之處。”春節期間以 《一位博士的返鄉日記》 為人所知的作者王磊光也有著對于非虛構寫作的思考：“近些年非虛構寫作的興起，首先也許是因為我們的虛構文學和報告文學‘卡殼’了———社會現實變化得太快，不少純文學寫作沒有能力去參與到重大時代問題中，而讀者很多時候從中看不到他希望看到的世態人心，非虛構在這時候的出現是在寫作深度上的一種彌補。”王磊光認為，“我認為真正的非虛構，需要與虛構形成對話，但它們所建立的基礎是不同的，一個是想象，是為了表現生活的可能性，另一個則是生活已然發生的真實基礎。”“虛構和非虛構都源自真實，都是要指向更高的真實和美。”青年評論家木葉以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代表作《冷血》為例：“有評論說‘冷血不冷’，它其實簡直是沸騰的，但很多的時候讀者讀到的是平緩、舒展，絲絲入扣的一種寫作方式。”
在非虛構的寫作中，是否存在一種默認的公共信任？在已然和真實之外上存在的可能性，又如何在此框架中進行表述？在青年評論家呂永林看來，非虛構與有力量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并非戀愛關系，而是一種危機關系。“非虛構之所以讓我們感受到事實的力量和分量，是因為我們在進行危機敘事，這從《冷血》到《寂靜的春天》中都有體現。”他表示，“多數人生活在沉默的絕望中，恰是因為我們想直面這樣的危機、超越危機，在危機表達的背后所隱藏的是希望的沖動和努力，所以非虛構才會這樣大規模地來到我們面前。非虛構寫作擁有直面和試圖抵達事實的特權，但這又不是特權，而是需要我們扛得住、背得起的責任。”
“如今我們所讀到的非虛構，也許更多意義上是一種 ‘中國特色’ 的非虛構，基于幾次采訪、幾次長談而成，這與我理解的非虛構是不一樣的。”青年評論家張定浩的疑惑，也是不少讀者的困惑：“國外作家的許多非虛構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他們花很多時間去跟寫作對象朝夕相處、查閱檔案材料。他們習慣于跟無聊瑣碎糾纏他們的事情相處，在這樣的相處中抓住細節，然后像做電影后期一樣剪輯在一起，找出一條線索，最后給出啟示，這是我理解中的非虛構。”———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是一個“深淵”，很少會向陌生人徹底敞開，僅僅依靠幾次采訪而成的寫作究竟可靠性有多大，仍值得探討。“虛構者有一種創作的心情，把創作的熱情轉化成認知的熱情，創作者可以跨過‘深淵’，在可能性中展現，但非虛構的寫作者是認知者的角色，認知者不能跨過‘深淵’，而是要一步步走下去，去探索和展開敘事。”
在許多場合，非虛構寫作被認為是“拯救原有文體的力量”，這一定位是否本身就是一種誤解？“非虛構的寫作者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把生活中的東西記錄下來，就能滿足讀者對于故事的需求。”本報記者、青年評論家傅小平指出，“非虛構寫作肯定不是機械記錄生活，優秀的非虛構不只是見證，參與和記錄。寫得再客觀，也只是自己角度所呈現的真實。非虛構也需要想象力———想要看到何種真實、所看到的真實又是什么層面的真實，這些都是很考驗作者的，非虛構的活力和生命力就表現在這種張力上，我們不是要消解它，而是要豐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