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戰軍（《人民文學》主編）發言：

聽取各位老師的發言后收獲非常大，無論是年輕作家的那種朝氣，還是已經不年輕的人在這里重新煥發出來的朝氣，都很感染我。尤其上午聽到吳亮老師的講話，剛才聽到永新老師他們的發言，感覺文學有時候是在青春維度和心靈維度上的。大家都是年輕人，這樣來看，我們召開青年創作會議是非常必要的。甘露告訴我，很多人平時根本沒有太多的見面機會，也沒有太多的溝通機會，通過這樣的會議大家有了一個平臺，有了這樣的時間，大家聚在一起，確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尤其現在，唱衰文學期刊的調子愈演愈烈，不論誰辦刊物，尤其是文學刊物，心里面壓力都是一天天的增加。事實上很多文藝期刊做的很多努力，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比如在上海有《上海文學》、《萌芽》，每一份刊物都有自己的特點，也有自己特定的定位。像《人民文學》雜志，今年已創刊65周年，我翻看了以前的雜志和數據，茅盾先生在創刊詞里面，就把培養青年人才、發覺新人作為這個雜志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事實上《人民文學》也是經歷了13任主編的刊物，尤其是到90年代后期，《人民文學》開了一個欄目，形成了新浪潮，每一期都是青年作家占一半左右的份額，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們的骨干作者，像薛舒、姚鄂梅都是我們雜志的超級男生、超級女生，也都拿過我們的獎項，都是我們的重點作者。

現代轉型以后的上海一直都是文學都市。上海有兩個審美上的傳統。在現代文學傳統里面一個是世情小說的傳統，一個是革命或者左翼小說的傳統，這兩個傳統在上海非常突出。世情小說傳統可以大一點理解，比如從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算起，中國經歷的有世情小說傳統的作家非常之多，像鴛鴦蝴蝶派大致可以歸到這一類，如張愛玲這一類作家。從當代來看，像王安憶以上海為題材的小說，到金宇澄的《繁花》，都是上海世情小說不斷擴大規模的一種顯現，這是上海創作最重要的傳統。這中間的如新海派作家有一部分也屬于這一派別。另一個是左翼傳統，上海是非常奇特的地方，二三十年代的時候上海是一個革命文學的大本營，剛才提到很多著名作家，像茅盾、蔣光慈都是屬于左翼文學里面的重要人物，魯迅那個時候也大致可以歸到這樣一類；當年丁玲非常戀上海，當時胡也頻在濟南教書，她去探親，待幾天就不愿意待下去了，說這個地方只適合喝茶飲酒，不適合革命，我要回上海革命去了，輾轉從青島回到了上海，寄托她的革命理想。上海這個地方，左翼的文學傳統非常強勁，像茅盾、丁玲。到了當代，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就體現這類傳統，和時代需要相接的傳統，這類傳播革命文學和彰顯時代的小說，與世情小說之間結合到一起，到80年代以后，在上海產生了另外一類作家，這類作家現在被人們慢慢忽視，他們是我們現在創作的前輩，或者是前輩的一個源泉。有一個作家叫做俞天白，他創作的關于上海的那些系列小說，我覺得我們重新梳理上海小說的時候，可以把他梳理在內，這就是屬于綜合狀態下的線索。這個線索前面還有前輩，包括像施蟄存，他表現上海都市心理上和景觀上綜合的表現關系，是真正的現代的小說。

后來到50年代，茹志鵑的一部分作品也屬于這個傳統，它超出了簡單的時代，也超出簡單時代的革命需要和一般的風情描寫。直到80年代，一批上海作家都在這個線索上，比如孫甘露，雖然是實驗性質的，但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間的時候，他的一系列作品確實構成了上海真正的表達符號，或者敘述符號。這類作家還有陳村等一批作家，后來我們把這樣一種表述開始故事化，有一批作家在這里面展示自己對上海的理解，比如程乃珊、王小鷹等等。上海是特別有潮流，特別容易綜合、轉化一種新的文學潮流，或者一種非常正典化文學潮流的地方，是文學的一塊肥地。

這種影響包括在多個方面，包括上午探討的問題，包括翻譯的問題。還有一批非常優秀的翻譯家，他們從西方帶來的創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同代的創作者，比如傅雷，他們所翻譯的作品極大影響了搞創作的這批人，他們構成了綜合的上海，一個文學的上海，一個可以在文學領域里面引領潮頭的上海。上海到今天的樣貌、格局，這個格局就是我們有好的作家、批評家、翻譯家。在上海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比如搞評論的這批人里面，我這兩年特別感興趣，甚至有點像粉絲一樣看他們寫的評論，比如黃昱寧寫的隨筆式的書評；張定浩寫的評論；還有木葉的作家訪談，我覺得是目前在中國涉及到文學方面訪談里面最好的，本身提出的問題和所商討的問題里面，每次都沒有輸于過作家，這個特別了不起。當然有一批年輕的朋友們，都是創作的熟人了。上海現在的生態，年輕人的創作生態是非常罕見的，起碼在北京找不到這樣齊全的隊伍。希望大家珍惜上海現在好的局面，能夠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便利，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人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