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兩點，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與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做客思南讀書會，對談中，他們從沈從文的文學和經(jīng)歷談起，進而討論沈從文在當代文學中形成的"沈從文傳統(tǒng)"，為讀者展示了一個沈從文背后的世界。
血染的桃花源：用文字包裹傷痕
讀書會開始，張新穎推翻了眾多讀者對于沈從文的一貫印象。他提到，讀者都比較熟悉沈從文的《邊城》、《湘西》等作品，在他們眼里，沈從文用質樸的文字勾勒了一個美麗單純的桃花源。但是，這只是表象，其實"世外桃源"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染成的。這與沈從文的成長經(jīng)歷有關，在湘西，沈從文感受到的不是美好，而是殘暴。從小習慣了看殺人，上學的時候，走到殺人的地方去看看，昨天殺的人，尸體是不是被狗吃完了，是不是剩下一塊頭骨，小孩子在敲。沈從文甚至見過十幾歲的少年挑著擔子，前面放著父親的頭，后面放著叔叔的頭。在這樣充滿暴力、充滿絕望的環(huán)境下，沈從文沒有被同化，他的心靈沒有變得和周圍一樣黑暗。相反，生活里但凡有一絲一毫的美好與溫情，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且視若瑰寶，因為這些美好可以對抗他經(jīng)歷過的黑暗、殘暴與絕望，是對心靈的救助。張新穎深入闡述了善惡對比的根源，他說，"這種對比的形成涉及到人在成長過程中的反應。一般人會本能地以同樣的壞來回擊社會對自己的惡，但是，沈從文對于外部世界卻一直保持逆轉式的反應，他以愛反抱生活的惡，這樣的反應方式克服了人的本能，也成就了他的詩意和偉大的人格。
周立民表示，印象里沈從文先生是一個細聲細氣的男人，沒有想到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多的堅韌的東西。現(xiàn)在，沈從文似乎被簡化了，被概念化成一個符號來傳播，但是在這本書中卻給大家呈現(xiàn)了沈從文背后的世界。
沈從文的"變"：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談到沈從文的符號化時，張新穎表示，在書中，他總結過沈從文的不同身份，沈從文是不能被符號化的，他在關注外界的變化，同時自己也一直在變。在家鄉(xiāng)與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中，沈從文非常痛苦、非常無力，40年代創(chuàng)作《長河》時，他說，"我要寫這些人在社會里怎么活，怎么活不下去；他們怎么變，怎么變到自己也不認識的地步，變到最后以暴力的方式來反抗這個世界。"
在談到沈從文自己的變化時，張新穎說，"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戰(zhàn)爭強行將社會現(xiàn)實推到了知識分子面前，一向不考慮大問題的他們開始考慮大問題了，所以沈從文的文字中出現(xiàn)了更多抽象的、更多關于生命的思考。"這個階段，沈從文思考了很多具體的現(xiàn)實問題，他文字中的抽象也是這些具體問題刺激而產(chǎn)生的。但是在那樣的時代里，思考這些問題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效果，想了沒用還要想，所以沈從文非常痛苦。1949年以后，沈從文從文轉業(yè)，開始進行文物研究。對此，張新穎提到，沈從文有一種特別的能力，敢于走到絕境，并且可以在絕境中走出一條道路。1950年，由于各方壓力，沈從文企圖自殺，最終被救回，自殺是他人生的最低點，等他走出后，他的每一部都比最低點要高。20年代他從湖南到北京，文學事業(yè)是在懵懵懂懂中從零開始；50年代，從文學到文物，所有一切依舊從零開始。他放棄了寫作，結束了自己作家的生命，文物研究成為了他釋放生命能量的另一種渠道。沈從文的文物研究也非常獨特，半路出家的他與正統(tǒng)文物界相隔離，他更關注一些雜文物，比如繪畫、服飾、鏡子等等，這些都是普通人在漫長歷史里用勞動和智慧創(chuàng)造的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物件。沈從文讀書多，又有想象力，所以在文物研究方面也是異于正統(tǒng)，之前不被正統(tǒng)文物界接受，現(xiàn)在文物界也開始慢慢承認他的研究。
沈從文與巴金：一生的摯友
沈從文在20世紀20年代來到上海，那時便認識了巴金，兩人由此成為一生的朋友。周立民詳細談論了這段真摯而漫長的友誼。雖然巴金與沈從文的文學觀點一直不一樣，但是兩人卻結下了最深厚的感情。無論在彼此多么艱難的環(huán)境下，無論時代多么動蕩，兩人都是最好、最真的朋友。1933年，沈從文剛剛結婚，巴金來看望他，他將書房讓給巴金，自己在院子里寫《邊城》；1972年，文化大革命，巴金被打成右派，沈從文給他寫過信；1974年，沈從文親自到武康路來看望他。沈從文與巴金的交往體現(xiàn)出他們兩人性格中的契合，因為這種契合，無論觀點有多大沖突，生活中有多少不一致的地方，都不妨礙兩個人保持一生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