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R：安·比蒂1947年9月8日生于美國華盛頓，她是處女座，在某一個小說里面，其中也提到她是處女座，她是一個很仔細的人。她長大之后從高中畢業，成績接近班級末名。她的學習成績不太好，小時候家附近有公園經常玩，熱愛大自然，對寫作不是太熟悉，或者是太熱愛，她也自認為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大家看到，她雖然是末名畢業生，但是她還是成為一名小說家，可以說是一個類似于美國夢的勵志故事。
她碩士畢業之后在《西部文學評論》發表第一部短篇。1973年時，她有一個短篇獲得《大西洋月刊》一等獎，這個雜志在美國是一本非常著名的雜志，雖然不像《紐約客》影響這么大。接下來， 1974年4月8日，她在《紐約客》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柏拉圖之戀》，就是三本一套的《<紐約客>故事集》里面的第一篇故事。
之后她寫了各種各樣的小說。她跟某些只寫短篇小說的作家（如獲諾貝爾獎的門羅）不一樣，她既寫短篇，也寫長篇，當然她最著名的還是短篇。我們現在看到的《一輛老式雷鳥》、《你會找到我的地方》和《洛杉磯最后的古怪一日》，這一套三本書里面一共有48個短篇，從1974年開始寫，三十多年里面，整個一套書是按照時間順序安排的。最前面是最早寫的，最后一篇是最后寫的。
從這當中，大家可以這樣集中閱讀，可能會非常明確地體會到，安·比蒂風格的變化，在三十多年里面的變化，包括篇幅變化，以及她自己人生的變化--就是從初出茅廬的少女作家，到成為一位比較成熟的作家。這些自身的情況也可以從文本當中體現出來。
黃昱寧：從1972年到1974年當中，有長達兩年的時間，比蒂是被《紐約客》反復退稿的，一共退了大概有十三次，二十二個月里面有十三次退稿。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一些已經寫過東西發表的，應該可以想像，她的神經是很強大的，我肯定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是非常磨人的。我來之前查過資料，看過一些退稿信的摘錄，非常有趣。她第一部小說，自己投給《紐約客》的，叫《藍色的蛋》。程序是先一個編輯覺得初選合格，給一個比較主要的編輯，就是羅杰 安吉爾，他看了之后就給她寫了一封信，這個信寫得很認真，很長。說可以從她的作品當中看出她的機智和迅捷，下筆速度比較好，但是他覺得形式大于內容，就退稿了。雖然退稿了，他還是說你需要繼續寫下去，稿子直接寄給我就可以了。從這里開始一封接一封退稿。每一次提出的意見，有的時候話是這樣說，有的時候是那樣說。基本上意思和第一封是比較相近的。因為她是碩士生，是學文學的，技巧比較多，但是不夠直接。這是編輯原話，因為她筆下有很多漫無目標的年輕人，對這些當中，你應該投入更直接的感情，出于你自己觀察，反映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模仿。就是這里面太講學院技巧的東西，在主基調上有一點太過于絕望，太過于居高臨下。
我沒有看過《藍色的蛋》，我很好奇，后面連著幾篇的退稿信中，都認為有一點居高臨下的冷漠，顯而易見的絕望，潛伏的暴力，其實我覺得也挺吸引人的。我也挺好奇的，可能是收錄別的集子里面，至少現在沒有看到。
我是假想，如果她按著這個路線走下去，她可能是另一個比蒂，是另一種風格。因為她畢竟還是很有才華，但是她最后選擇接受了安吉爾的塑造。我覺得雜志和人是互相塑造的過程。直到第十四個故事寄過去之后，那個故事叫《柏拉圖之戀》，第一本的第一篇，確實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顯而易見的絕望是什么，但是這篇確實是有溫暖的東西。
里面塑造的角色，是一個和丈夫分居的女人，原來依靠丈夫生活，然后她想過另外一種生活，然后丈夫就很輕蔑地說另外一種生活就是去高中教書嗎。不管丈夫怎樣輕蔑，她還是走出去，自己租房子，畢竟還是感覺孤獨、害怕。這個時候有一個男生，這個男生和姐夫正好有矛盾，和家庭有一點決裂。然后這兩個人住在一起就可以相互分擔房租。標題已經告訴你是《柏拉圖之戀》，其實就是說到小說結尾是不可能發生什么的。可是有很多非常溫暖人心的細節在里面，有一點像姐弟，也可以說是母子、師生，但是寫得不是很明顯。她把溫暖的東西藏在很細節的地方。
我認為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那個男孩說想要出去，到西海岸去，去買摩托車。為什么要買摩托車，因為一路向西行駛，然后摩托車把手會一點一點變暖。然后女主角聽了這個話就沒有說什么，就到客廳里面把恒溫器的溫度調高了兩度。這種細節，就感覺到處都充滿漣漪，這么短的故事。這個故事就合乎了安吉爾的標準。你不僅可以看出比蒂的風格，也可以看到《紐約客》小說欄目的取向是什么。雖然說《紐約客》其他的內容都是非虛構的，但是這個小說欄目是這個雜志魂魄了，是他們想塑造的，可能是比較中產階級，比較城市化的，比較含蓄、優雅、但又反映一點社會現實的東西。
Btr：那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刻，扶手可以變暖。用90后的話說叫"暖男"。柏拉圖之戀都是很暖的。我想對一個作家來說，至高無上的榮譽很多，一個是被《紐約客》接受，還有就是一個成為一個形容詞，可以定義一個時代。美國人喜歡文字游戲，說明跟那個時代關系很密切。
金雯：一個主力文學編輯對作者塑造作用很大，今天看到的她的文字并不是一個個人頭腦里面的精神產物，是和編輯不斷協商、修改，不斷改變自己風格的結果。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卡佛身上，卡佛常年發表短篇小說的雜志叫《時尚男士》。那本雜志主要的文學編輯對卡佛的風格，對他所謂的極簡主義起了關鍵的塑造作用。
安·比蒂小說當中充滿漫無目標的年輕人，這實際上是時代精神。為什么安·比蒂被1970年代所有讀者那么接受，而且把她的名字變成了專有名詞。這項殊榮就像btr所說，比如美國文學史上，惠特曼的名字變成了形容詞，只有美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家才有。為什么形成偉大文學，就是一位作家本身的審美志趣，他對人物的看法和時代精神正好契合的時候，就產生了進入文學史的文學。
剛才說的漫無目的確實是她人物的關鍵性格特征，這跟安·比蒂本人有很大關系。她在念研究生的時候，對學業是三心二意，她都是深夜一個人在宿舍里，自己不斷寫東西，這是她的愛好，她也沒有為此制訂非常清晰的規劃和計劃。她沒有目標，就是不斷寫，有時候給自己朋友看一看，然后自由地投稿，投給包括您剛才提到那些西部文學評論和《紐約客》。最后她非常幸運，被《紐約客》編輯從一大堆自由投稿當中抽出來，成為可以直接跟他通信的作家。這是比較幸運的事情。但是總體來講，她的個性并不是對自己制訂一個確定的軌道，朝這個方向前進。她的人物也是這樣。
如果看書的話可以發現，里面人物的情感內核、人物的情感特質，最重要一點就是矛盾、糾結的情緒，但不是非常痛苦、非常明顯的矛盾。沒有慘烈的悲劇感，也沒有深陷禍害的沉淪感。就是淡淡的，不能確定，似乎有情，但是不能完全投入，有一種持久、揮之不去憂傷的感覺，好像是溫水里面的青蛙，缺乏可以驅使你去做決絕姿態的激情。
說到這個時代，就是1970年代初，1974年當然是美國歷史上很灰暗的一個時期。因為1960年代大家知道，是充滿革命激情的年代，1968年反越戰活動，還有民權運動。1960年代就是各種反文化，反主流文化不斷興起，發出自己聲音的時代。
但是這樣一來就打破了比較傳統的對婚姻、愛情、感情的理解。這些傳統的東西失去之后，年輕人一下到了1970年代，是保守主義回潮的時代，所以他們就處在了無可適從的年代。他們很眷戀1960年代革命的自由，身心自由，性解放的理念。另外就是處于尼克松時期，比較保守，對宗教的認識重新加強了。而且尼克松也提出，所謂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就是支持越戰，支持美國國家主義，支持道德價值的人。所以主流道德價值回潮。年輕人受到這個潮流的影響，就覺得穩定下來有一個規范家庭很重要，在新舊理念之間，處于一種被兩者撕扯，沒有適從感的階段。這樣也會產生很多迷惘的情緒。感情是有的，但是又很淡。對婚姻有一定期待，有一定向往，但是又恐懼，又不想進入婚姻。這里面人物的人際關系很脆弱。所以1970年代她的書出來就會引起很多讀者的共鳴，成為一個時代的代名詞。
黃昱寧：說到她跟卡佛之間的關系，因為在文學史上很容易跟卡佛合并，因為覺得時代差不多，然后也會被貼上極簡主義的標簽，因為寫的東西，都比較淡，不會有那種濃墨重彩的傳統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在當時是挺先鋒的，她第二個故事發表了之后，唐納德 巴塞爾姆就打電話給她，然后就問你從哪里來，你是誰，怎么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這個問句也很簡單。她為什么會喚起《紐約客》的興趣，為什么會引起巴塞爾姆的注意，怎樣和卡佛相提并論。其實這兩個人有相同點。你細讀會發現，不同的東西比較多。有一些是表象的，有在卡佛筆下出現的藍領形象，這跟他們所處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不一樣有關系。有人形容安·比蒂筆下人物的時候，有些是接受了過度的教育。我不明白為什么是過度，但是有一些作品中，譬如第一本的《科羅拉多》里面講到，就是幾個耶魯畢業生，是有一種感覺，有很多東西是被省略了，不會告訴你在耶魯的時候發生了什么。但是會讓你覺得這種隱痛是一直在的。他們以前接受的教育和現實有割裂。
還有一點，這是評論家分析，因為他們統計，安·比蒂的作品里面，大部分都是用現在時，而卡佛是一直用過去時的。現在時會給你什么感覺？會給你始終，每一行字里面都隱含著指向未來的預兆，但是她又幫這個故事卸下負擔，不需要交待這個預兆會不會出現，這個預兆到底是什么。過去時當中，我理解就是講喪失感和消失，挽回過去。我覺得卡佛筆下有更多男性消失的感覺。安·比蒂就是隨時切進去讓故事開始，然后直接就拉出來。有一點時態上的微妙不同。不用現在就跟你解釋，究竟預示著什么。
所以說，其實這兩個作家，《紐約客》對比蒂的塑造和《時尚男士》對卡佛的塑造，確實是兩個方向的。我們這些讀者其實挺幸運，我們不需要收獲兩個卡佛，也不需要收獲兩個安·比蒂。只需要有一個卡佛，一個安·比蒂，這對文學是最好的事情。對雜志來說，像《紐約客》的編輯也是這么感覺。
據說在安·比蒂走紅之后，就有很多人模仿，因為風格化的東西會有比較多的模仿者。但是《紐約客》的編輯基本上把這些都退稿了，因為他說，我不需要另外一個，而且他認為在安·比蒂筆下描寫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比較不太適合《紐約客》的東西，譬如吸大麻。這些其實在《紐約客》的取向當中，不是被他們非常推崇的東西。這跟他們的主編有關系，當時的主編是一個很保守的人，有一個段子，就是關于安·比蒂和大麻的。
在《佛蒙特》那篇里面，就是第一本里面的故事。就是有一個蟑螂，因為每一個稿子主編都會看，是三審。到他手里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用鉛筆注了一下，這個蟲子到第五頁之后還在那里，他認為這個是蟑螂的意思。但是后來，安吉爾，就是編輯就用鉛筆回了一句，是大麻煙蒂。在肖恩的詞庫當中只有蟑螂的意思，但是這個社會并不是那個樣子。實際上年輕人生活在大麻煙霧、不盡人意的婚姻、工作當中，一直掙扎在困局里面。
我說這個例子目的就是想說，《紐約客》的取向是希望能夠有限度地展現這個社會生活。因為《紐約客》的定位是中產階級，仍然有保守主義的東西在里面。但是他又希望用一個比較適合的分寸，把社會生活引入這本雜志，而不是完全割裂開，脫離開這個社會。這樣的任務要放在怎樣的作家身上，這是他們經過精心考量的。這樣的東西，可能只有在安·比蒂筆下掌握，才是合適的。可能赤裸裸地展示出來就不是《紐約客》要的東西了，他要隱藏在這里面，這才是他們理想中的狀態。
還是回到題目來說，《紐約客》之于安·比蒂，安·比蒂之于《紐約客》，確實是兩者互為標簽，是比較有趣的。
另外卡佛其實從那個意義上來說，一直是《紐約客》的外圍作家。之前也被退稿很多次，當然沒有十三次那么多，被拒了幾次之后就不愿意再被這樣糟蹋。到1981年，他的第一篇才出現在《紐約客》上。雖然說他們在文學史上卡佛名字更大，但是在《紐約客》范疇當中卡佛是外圍，安·比蒂是核心作家。
黃昱寧：安·比蒂的東西，生怕你發現，甚至你會有這種感覺，要把它藏起來。因為我自己也學著寫小說，我會覺得這個句子我第一次沒有發現。剛才提到的把手什么的東西，我原來只看到把手變暖，我沒有看到后面的恒溫器，第二次看這個細節的時候，我看到了。原來點在后面，把手變暖是這個孩子對外部世界的向往。女主人公把恒溫器調高了兩度，這是代表這個女人對他的情愫也好，或者是對生活的向往也好，或者是希望有一種默契，她把這個句子放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前后都有別的句子，不會另起一段。很多作家會巴不得你會注意一下，去hight light一下，但是她反而不是這種做法，她筆下的事物帶著羞澀表情，一定要藏在這里面，生怕你一下子發現了，會跳出來很突兀的感覺。就像日常生活當中一樣，仔細來看一定會有發現，這個東西真是看不快的。什么東西可以看快，就是故事情節推進非常快的，過兩頁之后，這兩個人上床是看得快的。但是從標題就把你的希望就一棍子打死了，不要想了，就慢慢的，他們之間怎樣風吹草動，暗香浮動，漣漪密布，把節奏慢下來。這跟大多數作家不一樣，大多數作家很難抑制讓你來看他這種表現。
我不一定是說更喜歡哪一種，其實后一種也有做得非常漂亮的時候，讓我為作家的這種才華所折服，但是畢竟也需要像安·比蒂這樣的作家，讓你可以慢下來，你可能看第三遍，自己生活當中某一些畫面就出來了。有的時候像《科羅拉多》《佛蒙特》里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突然之間閃回回來。像我記得有一篇小說里面有秋千，也是很重要的東西，隱隱約約在這里面，而不是把這一幕拉出來，很隆重回憶一下過去。這些東西很現代，很電影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