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午后下起了雨，依然難擋讀者來赴思南讀書會113期，旅美作家裘小龍和陳保平、陳丹燕兩位嘉賓，圍繞“吃與文學——離不開的上海”主題展開了一場風趣對話。

本次讀書會中，作為作家的陳丹燕擔任主持，她圍繞飲食、文學、創作等內容向裘小龍、陳保平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比如裘小龍是如何開始寫偵探小說的？陳丹燕介紹，在她的印象中，裘小龍如果去演犯罪電影，一定是前三分鐘就被殺掉的人。但是后來，他開始用英文創作偵探小說，并且屢次獲獎，在美國頗具影響力，這一切都令她驚訝。從詩人到小說家，陳丹燕向裘小龍提問，“你是不是從寫詩開始寫偵探小說，不是為了寫詩？”

裘小龍表示自己是八十年代末以后開始用英語寫作，幾年后他回到中國，一直想寫一部關于中國社會變遷的小說。他以前寫詩、翻譯詩，沒寫過小說。所以寫初稿時架構就有問題，而偵探小說的結構比較固定。一般從一具尸體開始，接下來要破案，最后總有一個結論。于是他將自己想寫的小說，放到這樣現成的框架中。寫了一大半以后，他發現偵探小說也可以很方便地反映社會問題。一個警察，破案時肯定要思考，他也可以在城市里到處行走，敲門，問問題，有時還可以找到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材料。裘小龍介紹，現在西方偵探小說有一個流派，叫社會學流派，主要講述案件發生的社會背景而不是交待破案的過程。第一本小說完成后，美國出版商便和裘小龍簽了三本書的合同。之后第二本、第三本，現在已經寫到第十本了。所以，開始創作偵探小說，一切都是陰錯陽差。

吃不到中國菜就用文字來滿足

怎么想到把美食寫進小說？裘小龍解釋為無心插柳。因為在美國吃不到純正的中國菜，就想寫了，多少還有一點安慰，在文字當中體驗滿足一下。寫著寫著就發現，寫跟吃有關的內容和題材，能讓人聯想，各種各樣關于上海的回憶、聯想全上來了。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一方面寫上海的書，回憶要上來，一方面確實也是心理上的補償，吃不到就去寫一點。因為用英語寫，國外的很多讀者還以為他是一個美食家。

裘小龍在小說《石庫門驪歌》中，就有對美食的細節描寫。一位任先生吃肴肉面，把肉片浸在湯里面，等上一兩分鐘直到熱透的肉片變得幾乎透明，然后讓它在舌尖上溶化。裘小龍強調，這是真實經歷，他親眼目睹。之前曾聽人說，到“老半齋”吃肴肉面，最劃算的做法不是吃肴肉面，而是買半斤肴肉，自己在家里切片，然后放進冰箱，第二天切幾片帶去面館。等面上來了，就把肉放上去。裘小龍曾經親眼看到，一位老先生從棉襖口袋里拿出一個小的塑料袋來，拿出薄薄的幾片肴肉。裘小龍強調，要寫上海城市、上海人的性格，這樣的生活細節他難以割舍。

陳保平認為，裘小龍把吃的內容放進去小說創作，除了有助于小說情節的推進，也滿足了閱讀者關于美食的精神享受。中國的美食文化是非常悠久的，八十年代有一篇很有影響的小說叫《美食家》，作者是蘇州作家陸文夫。這篇小說對中國的“吃”文化，可以說起到了一個承前啟后的過程。陳保平至今還記得小說里的不少細節。 服務員會問吃客要吃硬面、軟面，要重青（多加蒜葉）還是免青（不加蒜葉）等。小說主人公吃面有一個習慣，要吃頭湯面。《美食家》這篇文章了承前啟后，承接了過去中國美食的精美的傳統，也開啟了后來寫作者對食物的文學敘述。

吃的時代變遷：從溫飽到美食家

陳保平提到，今天是一個“吃貨”的年代，“吃貨”是一個自嘲的詞匯。大家有吃的愛好，把吃當成一種享受，還沒達到像裘小龍寫的一片肉放在舌頭上會化掉的那種品位美食家的境界。從吃也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變遷。陳保平認為，從饑餓到溫飽，從吃貨到美食家，“吃”是時代變遷的一個標志。饑餓的記憶對于他們這代人來說，尤為深刻。深刻不在于自我的體驗，而是目睹過不少人的饑餓狀態，這種饑餓并非吃不飽，而是他們對于食物的渴望。在食物匱乏的年代，關于“吃”的語言又多含貶義色彩，比如“好吃懶做”、“坐吃山空”，人們用精神的力量否定“吃”、貶低“吃”。但是，現在，談論美食享受已經變為一種風雅、一種修養，一種生活方式。

今天中國人如此迷戀吃的感受，陳保平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當前正處于巨大的人群流動。上海從各個地方來的人非常多，一想家鄉、想鄉味的時候最能滿足的就是吃家鄉的食物，所以上海有四川餐館、東北菜、湖南菜，可以看到很多同鄉人聚在一起，享受自己的鄉味。人們要記憶住鄉愁就有更多的希望品嘗自己從小吃過的食品。

“吃”的詞匯：“鮮”的翻譯是什么？

當談論到飲食與語言的關系時，裘小龍提出了一個問題，“‘鮮’的翻譯是什么？”。他引用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語言的限制就是思想的界限”。“鮮”在中國常常與味精、雞湯相聯系，但是美國經常沒有這些食物，缺乏這種經歷，“鮮”就不存在了。或者，中文里，“麻”的體驗是成千上萬的螞蟻在舌頭上爬，但是在英文中，裘小龍卻沒辦法運用這種描寫。陳保平談到，“鮮”起源于中國古代一道名菜，河鯽魚燒羊肉湯。“魚”與“羊”煮在一起，湯汁的味道即是“鮮”。所以，從中國字的來源來說，人們對食物的品味確實有中華文化獨特的魅力。

裘小龍談到，曾在一本小說里面想描寫麥當勞、星巴克，一夜之間在上海出現了。希望寫得稍微精致一點，想到英語有一個動詞，叫“mushroom”，像蘑菇一樣出現了。但轉眼又覺得不夠好，因為這個單詞用得太多了。于是，他就想干脆來個直譯，把“雨后春筍”直接搬到英語里面去，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后來有好幾個批評家，說裘小龍的語言很新鮮。可能英美人不吃筍，也不知道這個筍跟春雨之間的關聯。對此，他總結道，“用雙語寫作確實有困難的地方，但是有時候你的另外一種語言背景，不一定就是負擔，也可能是一種幫助。回到主題來講，中國語言里面關于“吃”的詞匯很豐富，這也是中文特有的智慧。”

關于翻譯問題和雙語寫作，裘小龍還與翻譯家馬振騁先生進行了交流。馬先生談到，菜肴有很多其實是沒法翻的，因為有很多比如腌篤鮮、咕咾肉、它似蜜等菜肴要怎么翻？請法國朋友吃飯，到了飯館就跟他們講這是牛肉，豬肉，雞肉。他笑著提議，“很鮮”就可以直接譯為“very xian”，用多了這個概念就有了。比如romantic，還有pizza，一樣的道理。比如說pizza，你不會說這是帶有火腿的奶酪面粉大餅。人們起初會對這樣的寫法感到陌生，但慢慢就會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