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上海女作家任曉雯攜新書《生活，如此而已》來到思南讀書會，與路內，鐘紅明從“尚未展開、即已凋敝的生活"聊起，進而談到了文學創作的技巧與經驗。
一、生活中的惡
路內評價《生活，如此而已》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書”，而在閱讀的過程中，他也產生了很多疑問：“我以為你會寫出生活中很多的煩瑣與無奈，但是我讀完后感覺你寫的是生活中的惡，而不是那些煩瑣與無奈。”
任曉雯對此談到，“在我的小說里，我經常會寫到惡。比如以前的《她們》，或者是更早的《島上》，都在反映這種人性的惡。在中國這幾十年的歷史里，有很多苦難，并且很多年輕作家都會對此作出反思。但是有一些作品在反映苦難的時候，會給人一種感覺：勤勞勇敢善良的中國人民遭受了種種苦難，這些苦難是面目模糊的他者給予的。但是事實上，讓你遭遇苦難的人，可能就是你的鄰居。人性當然有兩面，有善有惡，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下，比如說生存壓力特別大的時候，惡的一面是每個人都會顯現出來的。”所以她認為，故事中的每個人物都不應該是置身事外的，每個人都要被放在情境里。而不是說“所有人都是好人，有一個突如其來的天外來客來迫害他們”。
二、這是一個女作家
當被問及對于“女性主義”的看法時，任曉雯說，“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很多男作家都會寫到女性，像余華、莫言這一代的男作家，他們描寫女性都非常出色，但是不可避免地，有這樣一些作家，他們寫到女性時比較單調與模糊。在他們筆下只有兩種女性：一種就是被情欲所裹挾的、非常豐滿、非常誘人的女性，她們被擠壓到社會邊緣；還有一種是在社會默認的既定規則里的傳統女性，這種傳統女性永遠是面目模糊的。她們遭受了許多磨難，可能是丈夫背叛了她、毆打她、虐待她、侮辱她、將生活的重壓施加給了她，一撥一撥的政治波浪充斥著她，但她忍辱負重，無怨無悔，聽不到一絲怨言，他們身上聚集了所有優秀的人類品質。其實這是不真實的，因為女性也是人，無論是把她完美化，或是丑化，你就是在把她符號化。”
除此之外，任曉雯還表示自己也看到過一些老婆婆，丈夫罵她的時候從來沒有還過嘴。但有一天，在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偷偷跟別人說，我忍了這個人一輩子。一個人是很復雜的，他會有忍耐的一面，但他畢竟是一個人。她說，“可能因為我的性別是女的，所以我更了解女性，我會努力去把她作為一個人物書寫，而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
對此，鐘紅明談到，在本書中，女性形象都很有特點，蔣書作為一個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常常是他人處于低谷時被人需要，這是非常悲劇的一種狀態。她的媽媽年輕時與許多男人打情罵俏，飛揚自得，但是當她年老了，與女兒蔣書相對而坐時，從作者的細節描寫中，讀者可以看到不同代際的同性之間的相互了解。
三、第5個包子
談到處理當下素材時，任曉雯向路內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年代更久遠一些的內容我處理起來會更得心應手，你會不會寫當下？你覺得處理記憶和書寫當下有區別嗎？”“書寫當下的確有難度。”路內承認，“我覺得在寫當下題材的時候，作家會不可避免的遭遇到一個觀念問題。寫作手法上，在經過了80年代的先鋒派，90年代新寫實主義，包括最近十年的一個潮流，中國的文學從農村文學要大張旗鼓、旗幟鮮明地向城市文學轉變。但這都是寫作技巧的問題，從理論上來講，中國作家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沒有解決的是觀念問題。在寫當下作品的時候，既要有一個時代的觀念，也要有一個歷史的對照。好比吃飯，吃5個包子，吃飽時你認為是第5個包子滿足了你，所以只要寫第五個包子，但其實前面還有4個包子的鋪墊，你也得關注它們。所以，作為一個作家，尤其是寫長篇小說，處理當下的難度就是在這里，如何在歷史的對照和當下之間找到一個連接點。”
任曉雯在對談中提到，她無法對自己的作品給出一個明確的評價，因為她處于一個“對自己的小說失語的狀態”，她期待讀者對這部作品的解讀。
鐘紅明提到，“這種失語狀態是一種脫離狀態，作品離開作家之后，作家可能不太知道別人的閱讀感受，別人的理解可能和作家創作時的想法有很多差異。我正巧看過任曉雯的下部作品，她有一個顯著的優點就是挑戰自己。她的創作可能讓你覺得近距離，但是實際上是在做一個復雜的拼圖，每一塊拼圖都帶著她的心血、想法，這很考驗作者的想象力和虛構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對于一個人的文學寫作來說非常必要。有的人一輩子可能寫的是某一種類型的小說，而任曉雯卻在不斷地進行自我突破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