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感、斷裂所在的地方產生詩意

　　“作為寫作素材或背景，鄉村性的詩意與生俱來，‘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的詩是天然的山水畫，非常地美、非常地詩情畫意。”談寫作的“詩意”感，上海青年作家滕肖瀾認為，鄉村在詩性方面占有一定優勢。反之，城市人多、節奏快，生活看似單調而又格式化，“比如我們早上起來，到樓下買豆漿，碰到鄰居打招呼，這些都是非常家常、瑣碎且波瀾不驚的城市生活，但它們又都是真實的。詩意是什么？如何在刻畫世俗的城市生活時提煉出詩意？”

　　與滕肖瀾對談的臺灣作家李維菁從都市，也就是都會的概念開始談起。“都會有兩個特征，一是人口密集，二是金融資本高度集中。在這背景下，衍生出人際關系或人的實踐等各種反應形態。”李維菁介紹，臺灣從1990年代起大量討論都會這一概念，“1990年代臺灣金融資本高度累積、媒體快速成長，大家幻想的是疆界的消弭，多元文化主義是文學、藝術戲劇的主軸，也是90年代的關鍵字。”

　　李維菁著有長篇小說《生活是甜蜜》，在書中，藝術圈生態一一鋪陳。“藝術對人有一種召喚，有人創造于他的欲望、幻想，想象能順利落地，有人不行。這些內在幻想和欲望，都令我著迷。”這是李維菁的寫作理由。上海書評人btr從《生活是甜蜜》這本書中讀出了音樂性，他認為音樂性是都市生活詩意的關鍵詞，“書的每一個章節反復出現一個主體性的旋律，但主旋律之外，還有額外的、自由發展的東西。”

　　詩意也與距離有關。“如果用上海話表達一本正經的情感，那聽起來有點滑稽，比如滬語的‘我愛你’似乎聽起來有點嘲諷。”btr舉例。臺灣作家高翊峰則不太同意這一觀點，“我覺得上海話非常優雅詩意，因為我是客家人，完全聽不懂。但每次聽到別人說客家話好美時，我其實是在說非常粗俗的話。”高翊峰認為，“詩意”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調離，陌生感、遺忘、和斷裂所在的地方產生詩意。“現在回頭看90年代，已充滿了強烈的詩意，那種細致的、讓現在的年輕人覺得很老派的東西，會因為時間和‘遺忘’展現出強大的詩意。”

　　時間誕生詩意。“現在拍一張照片，剛拍完可能沒有感覺，等它微微泛黃，自然會有一些東西出來了。”這是滕肖瀾描述的對詩意的感覺。

　　兩岸作家彼此還太不了解

　　“詩意在臺灣語境中的意思是穿透現實，你快速地下去戳破現實的包袱，在很深的一瞬間抵達生活的本質，然后再很快地離開。”臺灣小說家黃麗群認為瞬間性和速度構成詩意，同時她也指出兩地在詩意的語境上存在差異，“在臺灣講詩意，通常不會聯系到自然牧歌式的想象。”

　　“很多時候，兩地語言的殼是一樣的，但外延范圍和核心意義在某些時間打不通。這個不同造成兩地的寫作者使用語言折疊與展開的方式很不同，這種歧義造成的空間也不同。”黃麗群以《生活是甜蜜》一書中描述的臺北捷運與上海地鐵的差異感為例，“臺北捷運有一個很奇怪的空間性格，它是臺北市最受到日式殖民教養所產生的空間。我們人口不是那么擁擠，人流速度不是很快，轉運站也不會走很遠距離，捷運覆蓋尺度大概是上海的兩三個區。在臺北，捷運是非常白領、非常都會化的空間，所以它會被描述成清冷的現代化空間，而不是被描述成三教九流的、擁擠或遙遠的空間。”

　　文化符號、語言風格、詩意的想象，上海和臺灣兩地存在不小隔閡。“大夏讀書會”上，陪同6位臺灣青年作家來滬的《聯合文學》雜志總編輯王聰威提到，兩地作家彼此“實在太不了解了”，“絕大部分大陸讀者對于臺灣作家的認識基本從白先勇、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開始；反過來，臺灣讀者對大陸作者的想象也基本只有莫言、余華、王安憶等人。”但這些作家都只是兩地文學界的部分版圖而已。

　　“謝謝臺灣作家和上海作家可以在這三天非常密集地討論，原本沒有交集的群體一點點拉近。與其說我們在討論文學，不如說我們在做初步的認識，就像輕輕撫摸對方的汗毛、撫摸對方的背一樣。”王聰威說。

　　“我有一個詩意的想象，作品就像是一輛大巴車，把作家、評論家、出版人都裝進來。我帶著真實事件，好像要去揣摩虛構和變形的隧道，經歷一連串冒險之后，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過的全新的景象。”在臺灣小說家劉梓潔看來，寫作是孤獨的，有機會能與小說家、評論家聚在一起談論創作，是難得的體驗。

　　酒香彌漫，連續幾天的交流，滬臺小說家、評論家之間已非常熟稔，現場妙語連珠、巧語頻出。有讀者感慨“簡直像進了作家宿舍”般隨性，情不自禁的大笑與掌聲是最好的例證。分別在即，“這場小型的‘會飲’，能夠見識到大家放松的一面，這很難得。”黃德海說，“大家摸到了需要碰撞的邊緣，如果以后有些機會再碰到，肯定要再撞撞肩膀的。”